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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十六世纪欧洲传教士踏上中国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语言障碍便成为他们传播福音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
自十六世纪欧洲传教士踏上中国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语言障碍便成为他们传播福音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在漫长的传教史中，无数西方学者和传教士为掌握这门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东方语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这群语言学习者中，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典范。他于1865年1月24日抵达中国上海，随后经天津前往北京，并在此开启了长达六十年的在华宣教生涯。凭借其卓越的语言天赋和不懈的勤奋，富善很快便成为当时宣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标准、最流利的一位。他对汉语学习的深入思考和实践，不仅塑造了其个人的语言能力，更为后来的汉语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最终在圣经汉译领域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早期传教士汉语学习的挑战与观念演变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面对汉语时，普遍感到其神秘而另类，充满了矛盾与困惑。汉语作为一种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和孤立语，其独特性给初次接触的西方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语言学家罗明坚在1581年的信中便坦言：“汉语非常难学，超出其他任何国家的语言。因为它无字母，字数又极其多，即便要达到阅读的程度也需花费很长的时间。” 利玛窦也持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中文发音的一个特点是含糊不清，确切意义由声调决定，这增加了学习和听懂的困难。晁俊秀在1769年的信中更是直言，汉语的读音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特别困难而且永远是一种障碍”，他形象地描述了同音异义词（如“chou”既可以是“书”也可以是“树”、甚至“暑”、“述”等）所带来的复杂情景。
在来华初期，传教士们面临着诸多客观困难，例如极难找到本地授课教师，缺乏适合西方人学习的教材和辅助工具书。这些因素使得关于汉语难学的声音一度占据上风，甚至有传教士认为学习汉语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等）成功掌握汉语的榜样作用，后来的传教士对汉语难学的先入之见逐渐改变，学习态度也趋于客观。严嘉乐（Karel Slavíček）甚至认为汉语发音对捷克人或波兰人来说并不困难，并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方法。这种观念的转变，为富善等后来的学习者提供了更为积极的心态和实践基础。
富善的“不通过阅读，通过讲话”核心原则
富善牧师在1893年发表于《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如何学习汉语》（How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中，系统阐明了他汉语学习的两大原则**。其中最核心且最具创新性的便是**“不通过阅读，通过讲话”的学习原则**。这一原则与当时主流的、以书面语为中心的语言学习模式截然不同，它深刻地洞察了语言习得的本质，并与人类儿童学习语言的自然过程不谋而合。
儿童学习母语时，并非通过阅读文字，而是通过长时间的听觉输入、模仿发音和大量的口语实践来逐步掌握语言。他们沉浸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通过反复的听与说，逐渐建立起对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的直觉认知。富善正是借鉴了这一自然规律，主张成人汉语学习者也应将重心放在口语交流上。他认为，过早或过多地依赖书面阅读，特别是对于像汉语这样字音与字形关联度较低的表意文字系统，反而可能阻碍学习者建立纯正的语音习惯和流利的口语表达能力。相较于中文学者可能需要十五年才能读通书写文章的传统学习路径，富善的“口语先行”原则显得更为高效和实用。
这一原则的提出，也间接反映了19世纪官话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当时的书面语（文言）与日常口语（白话）在风格和结构上差别很大，口语著作稀少。然而，对于传教士而言，口语能力是传播福音、与民众直接交流的基石。因此，富善的策略优先满足了传教的实际需求，强调**“自然而然地学，如同儿童学习语言一样”**，这使得学习者能够更快地投入到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而非首先被复杂的汉字和古板的文言文所困扰。
实践先行：对话、重复与沉浸式学习
富善不仅提出了“不通过阅读，通过讲话”的原则，更给出了具体且富有操作性的实践方法。他强调学习应从对话入手，并且通过重复和模仿，积极与中国人交流。
他建议学习者从最简单的、生活中的场景和物品开始，例如**“假设从你面前的桌子开始”。通过与老师进行“桌子”游戏**，学习者需要运用手势来表达与“桌子”相关的各种概念，如“桌子、桌布、在桌子上面、在桌子下面、在桌子旁边、躺在桌子上、从桌子上拿开、举起桌子、放下桌子、推桌子、拉桌子、移动桌子、转动桌子、摆放桌子、刷桌子、洗桌子、擦桌子、圆桌、方桌等等”。这种全身心投入、多感官协同的学习方式，使得语言学习不再是枯燥的文字符号堆砌，而是生动具象、可感知、可操作的真实体验。这极大地促进了学习者对词语意义的直接理解，而非依赖母语翻译进行间接转化。
在掌握了基础词汇和短语后，富善强调“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短语，翻来覆去地重复再重复”。他甚至用“像掷骰子一样把它们抛起来，然后在杂乱无章中抛下来，你的所有感官都处于警戒状态”来形容这种高强度的、随机的重复练习。这种强调反复实践和强迫性输出的训练，旨在将语言知识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并最终内化为自动化的口语反应。它确保了学习者对语音和语调的精准把握，因为在汉语中，声调的细微差异能够改变词义，若不熟练掌握便容易造成“可笑的误解”。
最重要的是，富善高度重视学习者与中国人的实际交流。他明确提出：“走出去与遇到的中国人练习，从开始就要多和中国人交流学习”。这种沉浸式学习和积极主动的社交策略，是突破语言障碍的关键。它促使学习者在真实的语境中运用所学，接受即时反馈，并逐步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这与当时许多传教士所倡导的“道成肉身”的宣教方法不谋而合，即深入中国社会，像老百姓一样生活，包括“留长辫子，穿长袍短褂，头戴小帽子”。通过与当地人的高频互动，富善不仅精进了自己的北京话，也为他后来在华北地区的救灾和传道工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兼顾书写：汉字学习的策略
尽管富善牧师极力倡导通过口语交流来习得汉语，但他并未因此偏废书写学习。他深知汉字在中国语言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文化和阅读经典的重要性。因此，在口语优先的基础上，富善也为汉字学习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他建议学生们仔细观察老师如何写字，并模仿其笔画的顺序。这种注重细节和规范的模仿学习，旨在帮助学习者掌握汉字的基本结构和书写规律，而非仅仅停留在识记字形。他认为，对于每天的新汉字学习，“3、4个新汉字就足够了”。这一建议体现了富善务实的学习理念，他认识到汉字数量庞大（传教士普遍认为在五万至八万之间），短时间内难以全部掌握，但通过掌握四五千个常用汉字就足以进行日常交际和一般性阅读。因此，制定可实现的小目标，而非贪多嚼不烂，能有效减轻学习者的心理负担，保持学习的积极性。
此外，富善还强调学习的规律性和持之以恒。他提出“不要忘记早晚都要写”，确保每天都有固定的书写练习时间。对于每次书写练习的时间分配，他建议“每课书写的部分安排1小时足够”。这种有计划、有节奏的学习安排，有助于巩固所学，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富善本人也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丰富的中文知识，并于1891年出版了《中英袖珍字典》，收录了10,400个汉字，以及《官话特性研究》，收录了39,000句汉语。这两部著作不仅是他个人语言学习成就的体现，也成为了当时西方宣教士和外交人员学习汉语的必备参考书，印证了他学习方法的有效性。
卓越贡献：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
富善牧师的语言天赋和对汉语的深厚掌握，使他不仅在传教和教育领域硕果累累，更在圣经汉译这一影响深远的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世纪末，鉴于已有的圣经汉译本（如马礼逊译本、郭实腊译本等）在文意和字义上未能完全令人满意，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上，英美宣教士们决定重译圣经。
富善凭借其深厚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功底，以及对中文的精通，于1891年被任命为官话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委员，与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等人一同承担起这一重任。这项工作异常艰巨且漫长，历时长达28年。在翻译过程中，委员会成员因兼职、年迈、病逝甚至遭遇义和团杀害等原因，人员变动频繁。然而，富善始终坚守岗位。
1908年，在狄考文牧师去世后，富善被任命为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为了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他辞去了道学院的所有职务。在他的领导下，旧约圣经的翻译速度明显加快。最终，新约于1907年出版，旧约于1918年定稿，和合本圣经全书最终于1919年面世。富善牧师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参与了这长达28年翻译工作的委员。
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目标是“忠于原文”，并逐步演变为“重视意义上的准确”。其翻译笔法比以往各版本更为准确、流畅，也更适合教会会众的阅读和学术研究。这部译本问世时，恰逢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其白话文体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鲁迅曾正面评价“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周作人也肯定和合本“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预示其与中国新文学前途的深远关系。除了圣经翻译，富善还翻译编写了数量可观的中文圣诗，并耗费29年时间将圣经翻译成蒙古文。
富善牧师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在中国宣教60年期间，两次丧偶之痛，两次失去儿女的试炼，但他“仍旧顺服神，未曾丝毫改变初衷，继续事主不辍”。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习者、翻译家和教育家，更是以生命诠释信仰的典范，其卓越贡献值得后人永远景仰。他的汉语学习方法和翻译成就，不仅是近代语言学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为后来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总结与启示
富善牧师的汉语学习实践，为我们理解19世纪西方人如何跨越巨大的语言鸿沟，提供了系统而深刻的洞见。他摒弃了传统上以阅读为核心的学习模式，大胆提出“不通过阅读，通过讲话”的核心原则，并将儿童习得母语的自然过程引入成人语言学习，强调口语先行、对话为基、重复模仿和积极交流。这种革命性的方法，不仅高效地帮助他个人掌握了流利的北京官话，也为后来的语言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他所倡导的从具体语境出发、多感官协同、高强度实践以及与本土使用者的高频互动，至今仍是二语习得领域的重要理念。
同时，富善牧师也兼顾了汉字书写的重要性，通过规范模仿、少量多频和持之以恒的方法，确保了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他的学习策略，最终使其能够胜任圣经汉译这一宏大工程的主席一职，推动了《圣经和合本》的诞生，并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富善牧师的经历，不仅展现了语言学习的智慧和策略，更彰显了一位传教士在信仰驱动下克服重重困难、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他的故事至今仍在激励着无数语言学习者和文化交流者，为我们探寻高效语言习得之路，构建跨文化沟通桥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与实践指引。
免责声明：
本分析文章旨在基于所提供的文献资料，探讨富善牧师的汉语学习方法及其贡献。文中所述观点主要来源于对这些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综合。由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以及资料的局限性，本文观点可能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读者如需深入研究或独立验证，请查阅相关原始文献和学术著作。
